很多时候，会觉得嘴巴这玩意儿纯粹多余：吃了不该吃的饭，说了不该说的话，亲了不该亲的人！
　　其实，嘴巴真不是玩意儿，长在鼻子下面，一副人模狗样的嘴脸。这话原本是骂人的，他不知道，盖他骂人的时候，他自个儿的嘴脸也不是什么好模样。良心的说，嘴巴委实的冤枉。若是果真歪瓜裂枣也就罢了，却偏偏生就的秀美。
　　木头在写这个字之前，曾被无数革命群众指责为罪恶嘴脸。没关系，既然罪恶了，再罪恶一次，大概还是罪恶。并且，如果允许我继续罪恶下去，我还必须使用我这张罪恶的嘴巴，去吃饭，去说话，去亲吻。
　　但是，现在木头不想讨论吃饭的事情，据说大家吃的都很不错，嘴巴油光铮亮（肯定不是擦的皮鞋油）；也不谈亲吻的事情，因为有人已经学会了除了亲嘴巴之外，亲其它地方了，这跟一只红屁股的公猴子掀起另一只红屁股的母猴子的尾巴，察看是否发情一个道理。事实上，我本来不想引用这个道理，因为木头太爱说了，控制不住。
　　那么，请别打断我！
　　老子在他的《道德经》开篇：道可道，非常道。
　　他还是忍不住道了，而且一道六千言，后人还美其名曰经呢，并视为诗体。看来，大智者老子也不幸被言中：诗人倾心于沉默，却又求助于话语——或许这正是老子无为无不为的注脚吧。
　　与道教相应，据说佛教也主张不立文字，说什么以心传心。既然如此，那浩如烟海的佛经究竟是谁所为？台人南怀瑾写过一套《坐禅录影》之类，很是了得，据说他是健在的顶尖级佛学泰斗。有个哥们妇儿下岗，无奈便开了一破落书店。某日突然登门造访，扛了一大包东西，扔我面前：原来都是这个南居士的书，复旦出版，有20多本。哥们说，这书从未买出过一本，赔是赔定了，当废纸卖了一批，剩下这些都给你。因为实在没地方放置，书店已经关门。想想一个泰斗写的书竟至落魄这等田地，笑谈也。
　　这是爱说和说了无人领受的典型。
　　也有比这更惨的。布哈林写过一本书叫《过渡时期经济学》（1920年），主要是写国家取得政权之后资本经济的转轨和过渡。列宁曾经在此书亲批：“非常好！”。可是“非常好”之后的1938年，布哈林在莫斯科“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审判案中被枪毙：人民公敌，匪帮暴徒，法西斯奴仆和间谍，谋刺列宁和凶杀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杀人犯，反对党、反对列宁、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反革命阴谋家。
　　1953年，欧洲主要是东欧开始狂热地研究布哈林，因为布哈林说的话在他被枪毙后25年发生了作用。我在1986年的时候读到这本书，那时候布哈林已经为他所说的话付出了48年代价。而整个欧洲，乃至当时的中国，正在用布哈林的理论重新定义社会主义。这大概也是笑谈吧。
　　其实，我们很多都知道，说话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小到赔钱赔时间，大到把小命都一并呜呼了。因为高度的政治化环境对于人的思考和语言都具有一种强大的威慑性，一个人哪怕他是笛卡尔，在身历其境时恐怕也难以怡然从事“形而上学的沉思”。面对血与火的事实，那种对于宇宙和生命意义的“终极关切”未免显得可笑。然而，我也相信，一个人如果真是一位现代的笛卡尔，那么，无论他写小说还是研究哲学，他都终能摆脱政治的威慑作用，使得异乎寻常的政治阅历不是阻断而是深化他的人生思考，并发出铿锵的声响。

　　对倾向的理解是诙谐的阐释和最大限度的趋近，是文化亚文化甚至泛文化背景下的一切解构，是尊重倾向本身而不是终极目标所给予的最积极意义上的肯定或否定。
　　应该允许倾向的存在，并且从来不把倾向与非倾向对立起来。
　　并不过多强调使徒样的情怀甚至宗教般的宿命。
　　从文本到文本、从规律到规律；不研究二律背反，甚至不谈缺少必要支撑的狗屁精神。
　　摒弃学院派的语汇，但从来不排斥学院派的态度。
　　倡导一种新的倾向，但不是说教，也不是简单的图解，更不是行而上的误导甚至无所依的膜顶放踵。
　　包容，但绝不放弃倾向之向往。
　　渴望崇高的，但是平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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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起在北美华人论坛上唠叨，因为我的一个很早很早的坛子（《红墙》）丢了，不是数据丢了，是整个的 连个JB影子也瞧不着了。有幸灾乐祸的哥们出来，说坛子丢了算不得什么，只要人还在，什么都好说。依照该哥们的意思，这年头，好像什么都不重要了，留得一口真气，无端给这地球增加兆亿乃至兆兆亿分之一的二氧化碳，便是他大爷的贞节。因为古人都说丹青重要，可是该哥们不知道彼丹青绝对不等于什么狗命的残喘。另有哥们出来调停，说做人若不能出世，圆滑一哈也未尝不可，并列举某某哥们又某某哥们如何泥鳅一般滋润的生活，即便是老婆跟人上了床甚至是上床之后兼以金银细软房子车子票子一并掳了去尚高呼乌拉的佝偻病患者，正在加斯汀大街跟瑞典娘们讨论共和。

　　我有些凉凉的感觉。

　　不久前有美人言：木头，万一哪天你躺在万寿路地铁口乞讨了，我每日给你送饭。我连称这主义甚妙，绝对使得。可是使得之后，我却戚戚然很久。若是，果真到了那一天，木头尽可以用一把锈蚀的短刀自行了断了自己，不为别的，至少为了那些二氧化碳的着想，也算是物尽天飨了。

　　昨晚与一帮乌合之众筛酒。乌合者，因不知其所以也，乃男女杂聚，一派新生代喜孜孜景象。此前，曾于某某场合得见其中二三人者，于是便自以为甚是熟络的样子，寻了空位就座。

　　无它，便是筛酒。有人建议木头乃一代天骄（纯粹JB的别有用心）须白酒，无以英雄。于是木头为飘飘然的虚荣心所唆使，乃执一大号玻璃杯并满上，咕咚就是一口，且睁着眼睛说瞎话：奶奶的跟白开水一般！一帮蠢货竟也鼓舌如簧般地乌拉。

　　确实有点多，良心的说。但是，虚荣的力量太强大，由不得你不梗着脖子往里倒，倒着倒着就有些力不从心的迹象，乃咽了若干吐沫，强行压住。

　　酒毕，木头向众人举手投降状，说要回去抱媳妇儿。有觉悟的革命群众马上跳出来及时揭发：说木头你少拿媳妇儿说事！别说你没媳妇儿即便家里此刻7姨太8小妾一个个款款盈盈地抛洒电光你也是不能够回去的，因为木头你是老同志了是很有觉悟很有组织很有纪律的！相信你只是一时的心猿意马受了点小小的诱惑，但，绝对绝对！不会干出那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希望木头你能迷途知返，悬崖勒马，投身到火热的革命大家庭中与民同乐，犹未晚也。

　　终究拗不过，与一帮乌合扎进了歌厅声嘶力竭状。又有爱心的同学披露：据说木头歌喉了得，不展示一下，便是对同学们轻视与傲慢，乃自告奋勇为木头点了全世界最牛的三大男高音必唱曲目之一，以为声援。可怜我老人家一边抽烟一边就把嗓子来清理，咳咳N次，仍觉不爽，便去洗手间脱裤子放屁兼撒尿若干回，也不见丹田的气力凝聚，疑云密布。

　　但见热情似火的同学们一个个玩命地张大嘴巴，喝酒、抽烟、并且唱歌。一批批倒下去，一批批又爬将起来，起死回生一般。根本无视我老人家已被强大的声波震荡得头晕目眩半垂死状，忽觉得一股力量瘀积于胸难以排解——终于把持不住，强行拨开众人，摔了杯子，冲出了炼狱一般的幽暗。

　　最为生动的是，我老人家居然是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回去，走多久，已经无从考究。但有一点，我清楚记得：我翻越了小区的后门，从高高门栏上倒挂着爬了下来。为此，我在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我的膝盖光荣地蹭掉了一块3.5平方厘米老皮，并且两只裤腿挂满了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一般的泥水。

　　另据群众反映，昨晚返回之后累计给某某骚扰电话6次：走出来的时候打了一次，快到的时候打了一次，翻完门后打了一次，然后躺在床上打了一次，最后又想唱歌打了一次——还有一次呢，唱着唱着没电了，居然换了电池又打了一次 。

　　输和赢这两个字，最早源于战争游戏。古代，用个木头轱辘让马拉着跑，跑对了就叫赢——什么都有了：人、房子、钱币、还有美女；跑错了，就叫输——什么都没有了：人留下成了阶下囚，车子跑回去了，有个鸟用。

　　这是经典的解释，对与不对，与木头无关。木头重在运用，因为那“输”和“赢”皆不是木头发明的，也不太可能是木头发明的，因为木头既不爱输也不着迷赢。毕竟都是些伤志的东西，弄不好，落个小命不保，万劫不复，可是划不来的。

　　问题来了，既然输赢如此简单，就一个跑对与跑错的分野，为什么我们还那么斤斤计较呢？大道理是这样的：因为人是有自尊的，赢就是胜利，就是有房子、汽车和美女；输则恰好相反，房子没了、汽车卖了、美女被那赢的家伙赢了去。想来也是够凄惨的，就如那嘉庆年间的朱某人。

　　至于小道理么，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赢的时候就像吃饱喝足的汉子，可以干点啥；输了，就只有勒裤腰带，看着别人干点啥，空自流上一钷哈喇子。

　　这种对比，够刺激。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刺激，人人都开始争，拿刀子的，拿棍子的，拿什么的都有！女人没什么好拿的——估计也拿不动，就拿自己，拿自己的肉体。哈哈，反正什么歪门邪道的招儿都使上了，就一个字：输还是赢。

　　其实人往往就愚蠢在这里。看事物都只往两个极穷究，殊不知，中间还存在着相当的移动性——古代用中庸来概括，现在很简单的一个词：世故或者叫圆滑。

　　木头就认为这没什么不好，如果不能赢也不想输，完全可以退一步，在这个中间地带晒晒太阳，喝点茶水什么的，甚至还可以学木头在阴暗潮湿的地下炮制点人文关怀的鸟字，一边又把爱情来提高，及至时机成熟，也就是说，你已具备了赢的条件，再去闯，那赢的机会就要多得多。否则，你可能就此一招失利，再也爬不起来了，也就只能看着别人干点啥，流哈喇子一钷又一钷。

　　什么时候学会叙述的？

　　我知道，我，至少是我，已经很久不叙述了。要保持缄默，要仰望或者瞻仰。

　　从你开始么？我也许说错了，也不乞求什么。我，大概还是我，我，是因为你之后，才有了叙述的渴望。这是人性里最压抑的东西，努力摈弃而不能摈弃。

　　于是，我找到1989年那张皱巴巴的日记。时间，地点，人物。那时候没有主题词，只有一只爬满络石的手背。

　　于是，我喝水，从东单到西单，从一条阴沟到另一条阴沟。我爬起来的时候，看蝙蝠在头顶做梦。

　　那时候，亲爱的，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秋天，确实是秋天，我清楚的记得，你甩了我的胳膊，扬长而去。

　　漫长的季节，那个秋天，淫雨。

　　我坐在林子的边缘，种植盐肤木。

　　也许，此刻，我又有了叙述的渴望。也许，嗓音嘶哑。再也没有台阶和旗帜，也没有毛笔和红纸。

　　我从镜子里，看见你，在揶揄地笑。

　　因为，叙述。因为，总在早晨5点醒来。

　　头痛啊，像吸食了大麻。

　　我是什么？

　　我希望，当我老迈的时候，提醒我。

　　拜托。 

　　我甚至嫉妒那些春天，想象每张脸仍微笑着余温，从忽缓忽急忽惊忽虑的枯声中娓娓叹出，娓娓地，又被再三冻结于此间的空气里。我依旧禁不住遥想你们，用一种深入持久的冥想模样。
　　终因不再张扬的故事，除了几场不得已归返丛林的群居，用招魂仪式呼唤你模糊的姓名，润泽的碘酒早已伴随腐蚀的体液蒸散，祭司把刺鼻的香水洒了满地说要弥补你的缺席。音符也曾企图跨越暧昧的界线，当黑夜再度降临，我尝试在萎靡吊唁里窥探你的味道，但那原始的气息究竟遍寻不能。
　　于是我往返于那些尘埃匝地的街市，用一种探索体温的攀附姿势，猜想你们多半沉着阴郁偶然意气风发，或时而皱眉时而放浪。而每只发黄但恒久英飒爽的身影，都似在撞击一个时代失去后灵魂的躯壳。
　　那些春天如此漫长，曾经追随乌托邦主义作为自由信仰的自我辩证，曾经曲身替前朝的伤口款款热敷，曾经写下情书一面宣称你的意志一面告别你所眷恋，曾经直到阖眼以前都宁愿只像做梦地消逝无踪。
　　而忍心如你，犹站在某个无法遁迹的时空，只能倾听，或遥望，即便如昨的爱恋交织或热烈的矛盾或繁杂的发酵。仅仅你是1980年代的化身，倒置酒杯的折射里，以一道假名为爱的光线在你那张仍微笑着余温但已布满沧桑的脸，直至你斑驳着并继续斑驳，直至我不再嫉妒那些春天。

　　（以上改自Bichhin先生的《給1947，戀人們》）
　　附昨晚短歌前两章，以纪念2月14日。
　　《民歌》
　　1
　　夜晚如此漆黑。在我拜访街灯之后
　　眉梢上爬满苇管的呜咽和冷涩
　　我躺在2.5米以下，一张早已无法承载脊椎的床
　　正挥霍三分之三的高音和黑暗里最隐秘的舌苔
　　象猝死的舅舅被一双直立的筷子注释在狭长的盒里
　　再也没有人哆嗦着为我点灯，并且哼唱
　　榆树儿娘榆树儿娘。挂着北风的灯笼感伤于日子的迟暮
　　被两个寡言的人在夜晚很不小心地搓出了水花
　　烟包里磕磕绊绊的往事跌落在桃花汛的岸边
　　我于是细算用麻绳揽着的棉袄可否熬过2月 以及
　　从胃壁发出的民歌为何总是坚持抵达
　　2
　　设若从来没有你，譬如沉寂在山茱萸的内心
　　譬如背上的络石从不抱怨地生长。譬如
　　那颗在黑暗里发光的牙齿，洁白，接近欺骗的本质

　　…………

　　(注：不是我故意弄这种死尸味的字，是因为你们沉迷于此。)

　　某博士发现自己的银行卡终于有了8000元存款，狂喜。一个读书人，把人生最黄金的那点光景尽付于书本换来的仅是节衣缩食后这点小小积蓄，便甚是满足。因为比其很大一批在读的博士和博士后们非但没有存款还要动挪西凑靠每月200多元的津贴度日已是幸运无其倍无上倍。

　　作为一个曾经的并已经没落的蜕变的小知识分子，我竟然陡生些许悲凉。

　　也许我们没有太多必要去强调狭隘的价值观乃至实用主义的观点，但是生活已经不同程度把我们引入一个我们极力回避而不能回避的尴尬境地：作为知识分子，我们除了出卖还能在哪儿找到一条赖以生存的基础以及在解决该基础所谓时代或社会可提供的明确指导或训诫呢？什么地方尚存这样一种内在一致的哲学？它不仅给我们提供生活之必须，同时在人格逻辑上又能切合道德范畴或行为准则。

　　这使我想起了《明史》上的一段关于贪官的例证。

　　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刚刚当皇帝。当时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讨论国事，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这是宋朝传下来的一句名言，国民党垮台前也被提起过。据说，如此就可以保证天下太平。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给皇上写了份上疏，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

　　户科给事中是个很小的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股级或副科级。但是位置很显要，类似总统办公室里专门盯着财政部挑毛病的秘书，下边很有一些巴结的人。韩一良所说的“书帕”，大概类似现在中央机关的人出差回京，写了考察纪行之类的东西自费出版，下边的人巴结的印刷费。那500两银子，按照如今国际市场上贵金属的常规价格，大概相当于43000多元人民币。如果按银子在当时对粮食的购买力估算，大概有现在的20万元人民币（1）。那时的正县级干部，每月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00多块钱人民币，4万或20万都要算惊人的大数目。

　　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给阁臣们看，说：“一良忠诚鲠直，可以当佥都御史”。佥都御使大致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局级。韩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这时，吏部尚书（类似中组部部长）王永光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究竟谁做得过分，谁送他银子。韩一良哼哼卿卿的，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刺了王永光几句。

　　崇祯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年轻的皇上手持韩一良的上疏来回念，声音朗朗。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崇祯又追问韩一良：五百两银子是谁送你的？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坚持要他回答，他就扯旧事。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兴，拉着脸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监察部部长）的乌纱帽难道可以轻授吗？崇祯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职。（参见《明史》卷二百五十八，毛羽健列传附韩一良）

　　韩一良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难道只是怕得罪人？给事中就好像现在的检察官，检举起诉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获得声望的源泉。怕得罪人这种解释的力度不够。

　　细读韩一良的上疏，我们会发现一个矛盾。韩一良通篇都在证明爱钱有理，证明官员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韩一良说得对，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确实不够花。而他开出药方，却是严惩谋求俸禄外收入者。这恐怕就不那么对症下药。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1780元。（2）正司局级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韩一良这位股级或副科级干部，每年的名义工资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1350元。（参见《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

　　我反复强调“名义工资”这个词，是因为官员们实际从朝廷领到的工资并没有这么多。那时候发的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苏木，还有银子和钞票。不管领什么，一切都要折成大米。于是这个折算率就成了大问题。《典故纪闻》第十五卷曾经详细描述成化十六年（1481年）户部（财政部）是如何将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把市价三四钱银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场上值多少钱？至少值20两银子！假如按照这种折算率，完全以布匹当工资，县太爷每年只能领三匹粗布，在市场上只能换一两银子，买不下二石（将近200公斤）大米。这就是说，朝廷几十倍上百倍地克扣了官员的工资。至于明朝那贬值数百倍、强迫官员接受的纸币，就更不用提了。

　　总之，明朝的县太爷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际价值不过1130元人民币。（3）

　　请设身处地替县太爷们想一想。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个，多的十来个。那时候也没有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双职工，平均起来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这位县太爷每个月1130块钱的工资，人均170多块钱的生活费，这位县太爷的日子并不比如今的下岗工人宽裕多少。更准确地说，这位县太爷与如今最贫穷的农民阶级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

　　还有一点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没有社会福利。公费医疗不必说了，在成化十五年（1480年）之前，竟连退休金也不给。成化十五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帝特地加恩，每个月仍给米二石。这二石大米，价值不过500元人民币，就算是开了大臣退休给米的先例。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退休金才给500元，其他人可想而知。（参见《典故纪闻》第十五卷）

　　如果看看当时著名清官的生活和家庭财产，可能会对明朝官员的实际收入产生更悲观的估计。

　　海瑞是一个肯定不贪污不受贿，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惠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参见《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列传）

　　海瑞最后当到了吏部侍郎，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监察部的部长助理王用汲去看，只见布衣陋室，葛帷（用葛藤的皮织的布，比麻布差）还是破的，感动得直流眼泪，便凑钱为他下葬。当时有一个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句可以作为海瑞真穷的旁证：“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这就是辛勤节俭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员应得的下场么？

　　海瑞是明朝晚期嘉靖和万历年间的清官。比他再早一百年，在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间，有个叫纮的清官。纮为人刚毅，勇于除害，从来不为自己顾虑什么。士大夫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称其为伟人。正因为他清廉，坚持原则，分外之物一文不取，便闹得妻子儿女“菜羹麦饭常不饱”，家里人跟着他饿肚子。

　　成化十三年，纮巡抚山西，发现镇国将军奇涧有问题，便向皇帝揭发检举。奇涧的父亲庆成王为儿子上奏辩护，同时诬陷纮。皇帝当然更重视亲王的意见，就将纮逮捕，下狱审查。结果什么罪也没审出来。宦官尚亨奉命去抄家，抄出来的只有几件破衣裳。宦官报告了皇帝，皇帝叹道：他竟然能穷到这种地步？于是下令放人。（参见《明史》列传六十六）

　　这二位清官的家境，大概足以证明正式工资不够花了。

　　请留意，比起普通官员来，清官们还少了一项大开销：他们不行贿送礼，不巴结上司，不拉关系走后门。韩一良说的那数千两银子的费用——打点上司、招待往来的客人、晋级考核和上京朝觐等，就算是2000两银子，即20万至80万人民币的花销，大都可以免掉了。譬如海瑞上京朝觐，不过用了48两银子。由于他们真穷，真没有什么把柄，也真敢翻脸不认人地揭发检举，而且名声又大，免掉也就免掉了，一般人也不冒险敲诈他们。但是腰杆子没那么硬的小官，不仅会被敲诈，还会被勒索——当真用绳子勒起来索。为了证明这类开支是刚性的，决非可有可无，我再讲一个故事。

　　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的时候，总督胡宗惠的公子路过淳安，驿吏招待是不够意思。驿吏相当于现在的县招待所所长兼邮电局局长，而总督是省部级的大干部。我猜想，这也不能怪驿吏不识抬举，肯定是被海瑞逼的。海瑞到了淳安，锐意改革，整顿干部作风，禁止乱收费，把下边的小官收拾得战战兢兢，想好好招待也未必拿得出像样的东西来。胡公子受到冷落便生了气，叫人把驿吏捆了，头朝下吊了起来——这就是节省开支的下场。

　　海瑞接到报告，说：过去胡总督有过指示，要求自己的人外出不许铺张招待。今天这位胡公子行李如此多，必定是假冒的。于是将胡公子扣押，从他的行囊里搜出了数千两银子，一并没收入库。这数千两银子，也像前边一样算作2000两吧，根据贵金属价格和购买力平价的不同算法，其价值在20万至80万人民币之间。公子出行一趟，收入如此之多，想必胃口大开，期望值也被培养得很坚挺，到了穷馊馊的淳安，诸事都不顺心，理所当然要发发脾气。不幸的是，他碰上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海青天。海瑞扣押了胡公子，没收了他的银子，再派人报告胡总督，说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请示如何发落。弄得胡宗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过，此事供说笑则可，供效法则不可。试想，天下有几个海瑞，如果不是海瑞在后边豁出命顶着，那位驿吏会有怎样的下场？痛定思痛，他又该如何总结经验教训？

　　驿吏属于胥吏阶层，比入流的有品级的正式“干部”低，相当于“干部职工”中的职工。这些人更穷一些，平均工资大约只有干部的十分之一，大概每个月一石米，价值不过250元人民币。但在人数上，职工自然比干部多得多。

　　比胥吏的级别更低，人数更多的，是胥吏领导下的衙役。这是一些不能“转正”的勤杂人员。譬如钟鼓夫，譬如三班衙役。明朝的地方政府使用勤杂人员，最初都靠征发当地老百姓无偿服役。既然是无偿服役，衙役就不算政府的工作人员，政府也不发工资，只给一点伙食补贴，叫做工食银。这些钱，用清朝人传维麟的话说，“每日不过三二分，仅供夫妇一餐之用”。他问道：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饿得慌，这数十万人肯空着肚子瘦骨伶仃地站在公堂之侧，为国家效劳么？（参见《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四）

　　无论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个等式；一生总收入等于一生总开支。节余的是遗产，亏损的为债务。官员们要努力把这个等式做平，最好还要做出节余来恩泽子孙。而明朝规定的工资注定了他们很难做平。韩一良说了，工资就那么一点。我们也算了，县大爷的月薪是1130元人民币，这样一年也不足l.4万，十年不吃不喝也攒不够14万。而孝敬上司、送往迎来、拉关系和考满朝觐这三项，就要花费20万至80万。韩一良没有说这笔巨款是几年的开销。孝敬上司和送往迎来是年年不断的，外地官员上京朝觐是三年一次，考满则需要九年的时间。即使按照最有利于开销者的标准估计，九年花20万，这个大窟窿需要县太爷全家十四五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填平。我还没有计算养老和防病所必须的积蓄。

　　相差如此悬殊的人生不等式，怎能做得平？勉强去做，当然不能保证相对体面的生活，不能让老婆孩子不数叨，不能留下像样的遗产，弄不好还有头朝下被领导吊起来的危险。另外，在开支方面还有一个比较的问题。人总会留意自己的相对地位的，都有“不比别人差”的好胜心。而县太爷每年的那些收入，并不比自耕农强出多少。手握重权的社会精英们，能心甘情愿地与自耕农比肩么？

　　考虑到上述的收支平衡问题，崇祯向韩一良追问500两银子的来历，便显得很不通情理。这位在深宫里长大的皇上毕竟年轻。在逻辑上，他首先要做的不是处罚送银子的官员，而是计算整个生命周期的账目，把显然做不平的预算摆平，然后再号召文官不爱钱。当然，明末财政危机，官吏的人数又多到了养活不起的地步，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资，纯粹是痴人说梦。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并不能因此说，造成官员收支的巨大缺口是合理的政策。这种政策就好比牧人养狗，每天只给硕大的牧养犬喝两碗稀粥。用这种不给吃饱饭的办法养狗，早晚要把牧羊犬养成野狗，养成披着狗皮的狼。

　　现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撑韩一良对抗皇上的力量了。这是现实和理性的力量。整个官吏集团已经把俸禄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预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个生命周期的预算，没有俸禄外收入的生活和晋升是不可想象的。韩一良没有力量与现实的规矩对抗，他也没有打算对抗，并不情愿当这样的清官。作为最高层的监察官员，韩一良公开向皇上说明，朝廷的正式规矩是无法遵行的。他也把灰色收入视为理所当然，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明确信号：在皇上身边的心腹眼中，俸禄外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数量收受财物，已经成为未必明说但又真正管用的潜规则。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与此同时，正式的俸禄制度则成了名存实亡的制度。这套正式制度也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它就像善于将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样善于逼官为盗。

　　总之，从经济方面考虑，清官是很难当的。那时的正式制度惩罚清官，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在经济上必定是一个失败者。当然，这里算的都是经济账，没有重视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知识分子比起官吏所处的境地更为艰难，因为他们没有可供索取的权利。如果要生存，无它，唯有出卖。

　　注：

　　有热情似火的革命群众纷纷给木头义卦（由义诊、义讼、义卖、义演者揣度），曰：2006年命犯桃花，云云。

　　桃花何其故也？早现于《诗经》：桃之夭夭；后有崔护诗“人面不知何处是，桃花依旧笑东风”则给人以无穷遐思。约莫桃色红晕，花蕊娇艳，籍此喻以男女风月也未可知。周以后，命理学蔚然成风，遂将十二地支中的“子午卯酉”谓之桃花，若该“子午卯酉”出现在人生的“八字”内，又曰：桃花入命（兼备取尔等首级之意哈）。

　　如上老中青女性（非男性也）之义卦知，木头之2006之八字恰逢“子午卯酉”即桃花也，此言之凿凿，危言耸听成分居多。殊不知，木头一介愚夫，老之可以，别说什么桃花，便是狗尾巴花也不多见，何来一番香艳故事？若不告尔等个造谣生事罪，难平慰也。

　　不过话说回来，女人谓桃花者，自卑隐现者众，毕竟不是什么主流，也不是什么文化，更不可能造就洪水猛兽般气势，也罢。人若是把诸般命运斥之于指鹿为马的干活，也委实可怜见儿。

　　也许问题的关键压根儿不在此，为什么女人喜欢对某某男人尤其木头等老男人假以桃花说？此中隐晦大有文章。昔日桓公谓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不幸好畋，晦夜从禽不及一。不幸好酒，日夜相继二。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妹有未嫁者三。管仲曰：恶则恶矣，非其急也。人君惟不爱与不敏，不可耳。不爱则之众，不敏则不及事。

　　木头想畋是不能够了，毕竟没那条件，现如今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制定的很严格，据说有人连鸡都不忍吃了，只吃妓；况乎狩猎是需要工具的，弩弓不多见也，私造枪支也是犯法的事情，木头纵有造反之能事，也要审时度势，收敛些的好。至于酒，不提也罢，木头曾为之付出很多，已是千疮百孔般惨状。惟独好色一条乃木头之大不幸也，且莫名其妙地一下子跑出来7姨太8小妾一批，终究落下个罪恶滔天的污行，唉，也是咎由自取，难怪那一大批革命姨太并小妾者粉墨登场，誓死与木头斗争到底，也如日中天。

　　这个间隙，先顾自桃花一把，若他日果真命犯桃花，是为说。

　　如果凝固今日的某个下午，百年后回头去看，你的感觉将不如想象中美好，那是因为它是真的；同样一个下午，如果容许它在100年的时光里面自由流动——从一张嘴巴到另一张嘴巴，从一支笔尖换到另一支笔尖……它将使我们每一个人变得十分怀旧，那是因为它已经不那么真实了！ 　　　　　　　　　　　　　　　　　
　　木头并不想在这里谈论简单的道理，虽然这个道理并不简单。木头有种直觉：道理在形成之后和被说出的时侯已经死亡，我们应该守住最初的悸动，在说出之前形成我们的内力，贯入丹田，弥漫胸间……我们将和道理一样美好，并且充满活下去和广泛聆听的信心。木头的不慎是木头总是说出了不必再说的东西。

　　为什么？ 　　　　　　　　　　　　　　　　　
　　我们象一个冲向疆场的战士，一场场血战结束之时，硝烟里满目皆是道理的遗体——既然有这么多的直接所见，我们怎能不变得深刻！而其它人没有类似地经验，他们永远在虔诚地聆听和努力地实践，以为这就掌握了道理！——你企图向他们指出道理？
　　你就大错特错，你可能谁也帮不了！ 　　　　　　　　　　　　　　　　　
　　言归正传，现在我来提示一个被凝固的例证，如标题所示“鸟向檐上飞”。1481年前的吴均不慎写下了这个句子，结果，它被冻结在吴均名下的冬天里。当日中国南朝的绝唱，今天看来有多么地愚蠢！木头怎么也想不通，除了“檐上”和我们知道的树上、天空、窝里，笼里，难听点，还有锅里，鸟儿还能往哪里飞？ 　　　　　　　　　　　　　　　　　
　　吴均在这首《山中杂诗》里接下去还有一句“云从窗里出”，大评论家沈德潜说是“自成一格”，这句木头不去说它。诗人没有静卧水底仰观天象的机会，那的确比观之窗里更有新意！ 　　　　　　　　　　　　　　　　　
　　不安份的官员吴均在历史中苟活了下来，因素复杂。他的诗换个角度打量，木头为他一哭。他太老实，他不该那么去写，他受了灵魂的唆使想表现自己，结果成了“凝固”的一个活证。木头因此屡屡说，道理说出即死，说不得的，对说者和听者都没有什么好处！木头还说，与其让事物凝固不如放任自流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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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源自一个女人用50天时间不间断写信，并且据说写给木头。在心脏免于崩裂前，我求她把这封信在未来30年发给我，假若我尚有30年可活。

　　一个游走的灵魂在50天里可以呐喊什么？50天不间断的尘埃，对生命本身便是一场虐杀。

　　木头曾经在很多场合很多文字里坚持说：女人一切喜的、悲的或不悲不喜的故事，都来自于另一种性别的折射、发现和赐予。女性意识中任何细微活动乃至生理和思想意义上的觉醒，都是在另一种性别或文明或粗暴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参与、参照下发生和显现。那么女人的结构呢？当然毫无例外的是对照之下的一种物理差异。 　　　　　　　　　　　　　　　　　
　　我们可以举出无数证据加以说明。越是公众人物，她们的典型性越容易说明木头的观点。很想趁机展开，遗憾这儿不是大学讲堂，木头不可以过于卖弄。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女人世界分裂出去，愚昧地去寻找一个仅仅属于女人的天地，孤立地谈论关于女人的故事，没有人能够如愿以偿。女人将在这种“寻找”中被消灭，消灭掉的同时还有男人。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没有另外一种结构作为存在的前提，女性结构既不可名状，从而也丧失了起码的审美意义。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一个清一色的没有男人加入的女性王国，是男人没有兴趣，也是不可理解和探知的一片不毛之地；同样也为女人所不齿和唾弃。试问，有哪一位女性曾充当过这样的角色？ 　　　　　　　　　　　　　　　　　

　　即便今天的所谓“同性恋”，其中的每一个角色，在死去活来的热恋中，仍然酷毙地扮演着他/她的相反。同性结构里面，其实充满了两性间的柔情和蜜意；同性的性活动里面，携带的是两性的意识和能量。就是叛逆，也是对传统两性世界的叛逆。可见，同性河流下面，是激流冲击礁石和礁石对激流的回应。

　　难以想象，激流席卷激流，礁石撞击礁石的事情曾经真实地发生！ 　　　　　　　　　　　　　　　　　

　　木头认定，未来3个世纪里面，在第三、第四种性别诞生之前，人类一切活动的真谛，包括科学技术创造、发明的微妙，及至国内和全球事务解决方案的某一个微妙的延伸，都可以在两性这方充满矛盾的的池塘里面——特别是在女人身上，找到新的、更加有用的解释。 　　　　　　　　　　　　　　　　　

　　我们不能忘记，男女两性是这个地球上的唯一社会组成（另一个是人类与环境的自然组成），其分工与合作，崩离与融合，猩猩相惜于反目成仇，萌发了有史以来我们所熟知的一切事态和变迁。由于超级链接和浏览方式的不同，由于作用终端的特点和认识的局限，我们很难一眼洞穿其后。但其中千丝万屡、层层叠叠的联系，正象构成一方池塘的所有要素，共同描画出一方池塘的典型风景。如果我们想要探知有关池塘的一切，我们就要对这些构成发问。包括映照池塘的天空？池塘有鱼和为什么没鱼？某一次捕捞为什么在这儿？浮萍为什么在无风的天气里也会上翻卷等等……
　　但要记住：只有主要构成才是合理解答的捷径！可惜，许多人不懂！包括今天的一些杰出人物！他们永远向轨道以外索取不实际的繁荣，却不知道昌盛的秘密也许就在每一个女人的子宫里！说一句搞笑的话，那里可能是迄今最好的软硬件的集合，也是从古到今的最好的制度安排。有条不紊地创造了全人类社会，创造了东方和西方，诞生了男人，也诞生了女人自己（关心同性恋的人们应该由此发现了秘密的源头！）。　　　　　　　　　　　　　　　　　
　　女性“大公无私”的结构，产生了“大公无私”的女性意识。透过这扇意识之窗，女性无夜不思无时不依的男性和男性社会逐一呈现。男性直接间接地造成了女性意识的全部内容和特点。我们把这扇窗户，叫做女人。象中国诗人苏东坡的一首诗中写道：夜来幽梦忽还乡，晓轩窗，对梳妆……诗人亡妻的精神面貌，正是在这种揪心的思绪中映射出来，此外，她的意义何求？
　　苏东坡是对的！木头是对的！上面那个50天不间断写信的家伙做为女人的抱怨，她也是对的！可见，某种宿命的力量是如此地广泛、深厚，无处不在，我们除了敬畏，岂能够心存侥幸和反叛！